天光大亮时,浪人吉村的尸体总算被倭军守备队收了。
前提是小池张造在勿里斯、司戴德拟就的调查报告上签字,确认这是一起浪人滋事杀人在先,新军制止不及开枪击毙之的“偶发不幸事件”。
赔偿、道歉,那就是双方接下来要谈判的事情,交涉司邓邦述应该能够胜任此事。
李尧离开现场前下令:从太子河南侧到甘泉堡,火车站及铁路两侧五十米处,间隔20米钉立木桩,每200米或路口竖起警示牌,正面是汉字,背面是倭文,如同界碑一般,明确南满铁路线附属地和经济区范围。
从今以后,新军护卫队和倭军守备队,就在界桩两侧巡逻。
至于双方能够维持这种“井水不犯河水”局面多长时间?李尧并不在乎,以倭军关东都督府下辖一个师团和六个守备大队的力量,也就能守住宽城子(长春)、铁岭、奉天城、辽阳、海城等要点,还不足以掀起一场战争。
1909年之内,李尧会有一个混成协的战力。乐观估计,到明年,李尧会有一个镇甚至两个镇的战力。
宋教仁在鞍山驿堡的办事房里有足够的时间消化地图,以及来鞍山后所见所闻的一切。
当年龄差不多的两人四手紧握时,一个身着新军制服,一位西装革履,竟然生出几分惺惺相惜之感——二者都是革命者,方式方法有异而已。
暴力革命是推翻旧政权,建立新政权,然后从上而下推动社会变革,国家强大。
李尧不排斥暴力,甚至把暴力机器牢牢攥在手里,随时准备发起致命一击!但是他更看重的是从社会结构、经济发展和人性求存的角度来改变旧制度,从下而上完成社会变革,自然而然的达到富民、强国、强军的目的。
此时的李尧摊子铺开了,手里的人才匮乏到自己不得不亲自为新兵作示范的地步。
宋教仁既然来了,那就得留下些东西才能走。
“钝初先生,在别人眼里我是一个投机商人,但是自己知道,我本质上是一名军人。前些天吴绶卿提醒我,在东北同盟会支部中,有些人说我是清廷走狗,有些人认为我是立宪派。”
“我无法解释,也就无法得到他们的帮助,颇有点孤军奋战的凄凉、悲壮之感。”
“我不希望这些朝气蓬勃的革命者视我为敌,更不希望他们过早暴露在敌人眼前。届时,我是跟随他们行动,放弃如今大好局面,在仓促中发动起义,搏一个渺茫的结果?还是置之不理,漠然视之?二者,我都做不到!”
“寄生在新政、新军之下,我还得顾虑边境上虎视眈眈的外敌,还有如昨日之枪击事件,今后会越来越多,摩擦会越来越激烈。为何?因为我们的实业投资和新军编练在壮大国体,在遏制倭人对矿产、人力、农产品的掠夺。”
“如果仅仅着眼于推翻满清统治,打乱甚至分裂国家,给外敌以可趁之机。我本人和三千汉兴会员坚决反对!”
“钝初先生,我需要帮助,需要东三省同盟会紧密团结,犹如一体。”
李尧打定主意要潜伏,当老六。
宋教仁并不反对,不过,也有自己的认识。
“民智未开,国民麻木,仓促间又难以完成新式教育之革新,洗刷国人观念。唯有一次次的革命起义,以枪炮声震撼人心,以鲜血沃我华夏。数年来,无数仁人志士之所以义无反顾,慷慨赴死,皆作如此之想。”
“今日之华夏,革命之火炽烈,社会有识之士、绅商贤达对革命者再非昔日闻之色变、畏之如虎,而是引为亲切、乐意交流,今后必为同道,共同推翻满清,实现民主、共和之华夏政体。”
乐观了,太乐观了!革命者皆是乐观主义者?
所谓绅商贤达,乃是封建旧经济体系、社会体制下的既得利益者,他们交好、资助、利用革命者的目的,是迫使**专权的满清皇室出让利益!
得手之后,对规则破坏者,他们与满清一样会举起屠刀!
宋教仁看不清楚,远在异国他乡筹措经费的孙先生也看不清楚。
放眼天下,恐怕只有李尧对此心知肚明。沟通、说服?越是坚定如宋教仁者,越无法沟通、说服之。
辛亥革命,推翻了满清。
但是南北双方交战、对峙、谈判、妥协,得到的是一个青涩的果子。为了这样的果实,双方都在向外人借款、抵押利权,实质上把国家和人民更加的推入深渊!
说不通啊,那就继续当老六!在清廷这边当老六,在同盟会那边也是老六。
李尧换了话题,说起建设规划,说起新军编练的成果。
“枪击事件一出,倭国控制的盛京时报立即做出反应,而东三省公报等官办、民办报刊应对乏力,导致舆论风向一度对我方不利,差一点造成锡良误判。”
“钝初先生,我需要一位举办报业的大才,也需要更多军事干部充实暂编第四十七协和东三省陆军讲武堂。”
此话一出,宋教仁反倒觉得轻松许多。
李尧是站在自己的角度提出人才需求,宋教仁则站在同盟会的角度考虑,需要壮大李尧的实力并且把控住。
宋教仁此来的目的,一是建立关系,二是塞人进新军。
既然李尧抛开革命方向上些许的差异,主动要人,事情就好办咯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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